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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中国整体性，重联系，重综合，重本质认知的思维方式正好可以弥补如此缺憾。

要统治者善于治理好国家，安排好天下之民的事业，积美之源，就能有美有乐。《周易》认为，君子应同而不异，要因异而要同。

天象变化和万物生长变化都各正性命，永久而长远。元代倪云林柔和的山水画，疏淡柔静，却非纤弱无力，呈极美可赏之状。《周易》则说刚健，就还包含了浩然之气，中正、健壮、不逞强。自然的运动、变化、生长，生命的流行不息，欣欣向上，顺畅亨通，时空畅达，繁荣兴盛，物质和精神都丰富多彩，形成天地大和，都有利于生命的长成，增添生命的美。有了和谐的美，才能引起人类的欢欣和赞美。

因为，天下万物是异的，可以保留异，百花齐放，但要实现天下大同天地顺动，符合事物发展规律和人的进步理想目的（达到统一）就是贞（正），有利于人类，也符合天道、地道、人道。认识到历史主义的危险并没有太大困难，如何克服历史主义，却是极其困难的。

历法本身就是人类对天道循环的一种理解，而不能视为自然的天道循环本身，但好的历法必须尽可能准确地反映天道循环的规律，以安排文明共同体中的生活节律。《韩非子·难言篇》云：繁于文采则见以为史，以质信言则见以为鄙。三种看法都有非常重要的价值，而儒家文质彬彬的态度最为综合与理性，从而成为文质论历史观的哲学基础，也可与现代西方的诸种历史哲学进行实质性对话。④［瑞士］卡尔·巴特：《罗马书释义——新约历代经解》，魏育青译，上海：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，第75页。

与质相近的还有实、朴、素等。初看上去，董狐与孔子所做的，似乎并非用质来平衡史家过文的缺憾，而恰恰是以一种更抽象、更人为的方式来评价赵盾的行为，以确立文明的意义，那又何谈文质彬彬？史家书写的质，并不仅仅是如实照录，否则《春秋》就真的成了断烂朝报。

陈徽：《公羊三世说的演进过程及其思想意义》，载《孔子研究》2016年第2期。董仲舒之后，三统之说得到更大发扬，刘歆据董仲舒之说修订《太初历》，最终制订了《三统历》，保留在《汉书·律历志》当中。此与孔子虽百世可知也之说是相通的，更是《易传》穷则变，变则通，通则久的意义所在。由于某些普遍原则至少是使得大多数人隐隐地无家可归，它就贬斥普遍原则而崇尚历史原则。

老子则较这些史官有更深入的思考，达到了更系统的哲学层面。司马迁：《史记》第2册，第394页。41公羊学以文质再而复为基础，又有三而复、四而复等更复杂的历史理论，虽然其基本模式是循环论，却并不排斥进化式历史观，只是和西方普遍历史的进化观相比，这不是依靠目的论才能成立的进化论。以物相赘，如春秋交质子是也。

这就是基本的文质关系。历史的无意义不就证明了历史潜在的意义，从而必然也证明这种意义本身就是无意义？⑤巴特的意思是，历史的真正意义在于，当人们发现了它的无意义，就会在超历史的上帝那里寻求意义，因而历史归根到底是无意义的。

比如尼采在《历史学对于生活的利与弊》中已经指出，历史主义的流行导致人类的狂妄自大和价值缺失，使人们不再关心永恒的存在，在历史学的某种过剩中，生活将支离破碎，将退化，并且又由于这种退化，甚至历史学亦复如是了。在《曾子问》记录的老、孔对话中，老子引用了史佚和伯禽之事，正是史官的风格。

其君子尊仁畏义，耻费轻实，忠而不犯，义而顺，文而静，宽而有辨。13［德］格奥尔格·西美尔：《历史哲学问题——认识论随笔》，陈志夏译，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，第3页。其民之敝，利而巧，文而不惭，贼而蔽。但这三段并非一个完整的循环周期，孔子也不会如康有为那样，给太平世以目的论式的理解。41黄铭：《推何演董——董仲舒〈春秋〉学研究》，北京：三联书店2023年版，第218页。因而，质即性命自然，文是依据自然之纹理建构的文明，它是不能脱离自然而独立存在的，但人类的性命自然又只有在文明中才能获得意义。

但所有这些都不是建立在拯救历史的基础之上。57此语非常精当地道出了文质之间的辩证关系。

⑩与黑格尔的世界历史相比，达尔文的进化论就是丧失了目的论的线性历史，认为历史的进化取决于自然选择，而非某种神圣、永恒的目的。随着世俗观念的兴起，基督教丧失了精神-思想史上的中心位置，人类开始从自身的世俗历史中寻求意义，⑧其所构建的普遍历史，就是将拯救历史下移到人类历史当中，因而强烈的目的论是历史意义的必要保证。

有些职能，很难区分其属于天职还是礼职，比如，许兆昌将祭祀、祝祷、占筮、释异攘灾、交通神人等归入天职，而将司丧葬、司郊庙等归为礼职，或许因前者是对巫术的直接参与，而后者只是司礼。孔子曰：‘其义则丘窃取之矣。

58这些作者都非常清楚，文质之间不可能是无原则的相对主义，而一定要建立在一个绝对的价值基础之上。34吴飞：《人道至文——〈礼记·三年问〉释义》，载《史林》2016年第3期。这正是因为，公羊学的文质史观没有西方普遍历史的动力机制。33但他提出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问题：如果像章学诚、龚自珍、刘师培等人所说的那样，古学皆出自史官，那么，明显对史官有修正的儒家，其来源究竟是什么呢？阎步克并不遵从《汉书·艺文志》中关于儒家出自司徒之官的说法，却仍然受到这一思维方式的影响，要从王官学中找到某种官作为儒家的源头。

所以，不同时代的补偏救敝，必须按照当时的具体情况来判断，而不可能机械重复。但其对天人关系的基本理解却继承了巫官的核心精神，即始终将自然视为神圣的，而不将理性凌驾于自然之上，这种神圣不是作为唯一人格神的神圣，而是作为理性根本来源而又超出人类理性能力的神圣，人的许多行为仍然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自然，却不可破坏自然。

于是，历史的演进规律，也呈现出文质循环的大势。27柳诒徵：《国史要义》，北京：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，第6页。

32将乐师当作儒家的主要来源，此说还缺乏足够证据。比如，巫文化有通过龟甲、蓍草占卜的传统，从这种卜筮中发展出《周易》中人文化的天道系统和形而上学系统，卜筮反而退居于小传统，这是一种与一神教传统很不同的理性化。

《左传》中两次出现关于仪不等于礼的说法（昭公五年、昭公二十五年），以及孔子所说的礼云礼云，玉帛云乎哉。④巴特认为，人一旦在历史中发现某种神圣性，以为是圣言的效应，那就必然是错误，临近危险和罪。以义著《春秋》，在笔法上是对史官的继承和推进，在效果上则是文质彬彬。20陈放：《文胜质则史意蕴新探》，载《中国社会科学报》2022年11月30日，第10版。

等而上之，距离越远，所了解的越来越模糊，但也会赋予更多的尊贵与公正。他的批判固然深刻而令人震撼，却并非可行之路，因为这无异于让人类无所作为。

殷以敬救野，故以敬兴，又以鬼败，其小人之鬼与君子之敬是一体两面。所以，对史官文化的追溯，是从清代到当前上古史研究的大宗，涉及对中华文明起源的理解。

儒、道、法三家在这个问题上的具体判断不同，主要在于对变易与文明的态度不同，一方面都承认变化，另一方面也都不认为变化是必然向好的。在一些传说中，文字亦被认为有某种神秘力量，故画卦与造字均被当作有重大文明意义的神秘事件，更有仓颉造字导致天雨粟、鬼夜哭之说。